酒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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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中国酒文化
网络 / 2011-06-23

  中国人最看重,也是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我想,作为中国人,春节期间,那是一定要好好喝酒的,既使是不会喝酒的,就是不喝酒,那也会溶进这节日浓浓的酒香里,沉醉在酒的热烈中。或在酒中豪放,或在酒中悲泣,无论以什么样的心境去喝酒、去体会、去感受,我想,此时此刻,都会有一种醉意,也应当有醉意。人生没有几次醉,多么没意思呀!所以,此时,以“酒”开坛,就显得有些特别,也有一点意思。

  酒,现在定义,不过就是一种饮料。但如果要说,这世界上最神奇、最富有文化的饮料,我认为,又无疑当数“酒”了。我不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是不是如我们这样看待这种饮料,但我知道西方人最名重的饮料,应当是“酒”了。如法国葡萄酒、马爹利、威士忌等洋酒,几千、好几万元一瓶,还有比这贵重的饮料吗?!我也没有去研究其它民族的“酒”文化如何如何,但我知道“酒”作为一种饮食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酒”,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须品,早已汇入社会生活的血液中。中国酿酒的历史是那么悠久和灿烂,中国的酒文化又是如此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所以,要在今天下午三个小时里谈酒,说酒文化,那也肯定只能是匆匆回望,轻轻一嗅了。既便是简单的介绍,也只能是择其一二了。我们还是从酒源开说吧。

  一 酒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我国酒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对此,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酒有丰富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最早出现的酒,是天然果酒,也称之为天然酒。由于在天然野果中含有能够发酵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可以产生一种具有香甜味的液体,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天然果酒。而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谷物酿酒取代了天然果酒,这才标志着酒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物质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人类已经有了自觉饮酒需求。酒到底产生于何时?我看,酒之最早产生年代实在是很难考证的。倘若我们不将人工制造酒的历史和天然酒的历史分开,那追溯到亿万年也可。据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山海经》中关于黄帝与玉膏故事比较准确。从这个神话故事记述来看,应该说不仅黄帝发现了酒,而且又制造酒。至于有人说神农氏是造酒的祖先,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毕竟他创造了农耕,教人们如何种植粮食作物;而粮食又与酒有密切关系,既有粮食,必有酒饮,自然也就是很合理了。

  在中国现存的先秦古书中,不涉及酒的书是很少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有“酒”字。从古至今人们爱饮酒,对酒的发明人也有着种种传说。从先秦编年史《春秋》起,每个朝代都有正史,记载着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变化沿革,也记载天文地理、礼乐制度、科学技术的重大事件。在这些史籍中,记载着数不清的关于酒的故事,但都没有记载酒是怎么发明的。对于酒的发明人传说则甚多,综合有关典籍资料,主要有四种。

  1.上天造酒说

  “诗仙”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的诗句。东汉末年的孔融,在《与曹操论酒禁书》中有“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之说。被誉为“鬼才”的诗人李贺,在《秦王饮酒》一诗中也有“龙头泻酒邀酒星”的诗句。此外如“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魂”,“酒星不照九泉下”等等,都经常有“酒星”或“酒旗”这样的词句。窦苹所撰《酒谱》中,也有酒“酒星之作也”的话,意思是自古以来,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当然,酒自“上天造”之说,既无立论之理,又无科学依据,当为文学渲染夸张而已。

  2.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之记载。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在岩林木间跳跃攀缘,出没无常,很难活捉到她们。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并掌握了猿猴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嗜酒”。于是,人们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几缸香甜浓郁的美酒。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踌躇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用指蘸酒吮尝,时间一久,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终于经受不住香甜美酒的诱惑,开怀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乖乖地被人捉住。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我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这说明猿猴是经常和酒联系在一起的。

  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我国的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作中记叙道:“琼州(今海南岛)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味最辣,然极难得。”清代的另一种笔记小说中也说:“粤西平乐(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西江支流桂江中游)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看来人们在广东和广西都曾发现过猿猴“造”的酒。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的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人,必嬲死之。”可见,这种猿酒是偷饮不得的。

  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记载,起码可以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在猿猴的聚居处,多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至于这种类似“酒”的东西,是怎样产生的,是纯属生物学适应的本能性活动,还是猿猴有意识、有计划的生产活动,那倒是值得研究的。当然,猿猴从最初尝到发酵的野果到“酝酿成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究竟漫长到多少年代,那就是谁也无法说清楚的事情了。

  3.仪狄造酒说

  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似乎仪狄乃制酒之始祖。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比起杜康来,古籍中的记载要一致些,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都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他到底是从事什么职务人呢?是司酒造业的“工匠”,还是夏禹手下的臣属?他生于何地、葬于何处?都没有确凿的史料可考。

  那么,仪狄是不是酒的“始作”者呢?我认为,仪狄再有能耐,首先发明造酒,似不大可能。如果说他是位善酿美酒的匠人、大师,或是监督酿酒的官员,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完善了酿造方法,终于酿出了质地优良的酒醪,这还是可能的。所以,郭沫若说,“相传禹臣仪狄开始造酒,这是指比原始社会时代的酒更甘美浓烈的旨酒。”这种说法似乎更可信。

  4.杜康造酒说

  魏武帝乐府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自此之后,认为酒就是杜康所创的说法似乎更多了。历史上杜康确有其人。古籍中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说文解字》等书,对杜康都有过记载。清乾隆十九年重修的《白水县志》中,对杜康也有过较详的记载。

  我认为,在中国,千百年来,人们知道自己生活中已离不开酒。酒除了在有些时候有些场合给人们带来灾难与痛苦之外,大多数时候还带给人们以欢快、兴奋和气势,给人们以重新战斗奋争的勇气;使人暂时忘记了忧愁和眼下的痛苦,为人们展示出一片希望的曙光。因此人们常常给酒以赞誉,给酒以爱待,对酒的精魂加以敬仰。渐渐地,人们对酒的敬仰就变成了对酒的创始者杜康的敬仰。于是不仅杜康的名字到处流传,而且有杜康墓与杜康庙,还有不少关于杜康的神话故事,杜康又成了神。千百年来,杜康成了酒的鼻祖。

  关于古代史籍中记载有名的两个造酒人,我们大体作如上考察。历史传说中的发明造酒人物,虽然未必皆真有其人其事,但他们往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标志。先秦文献中关于仪狄和杜康造酒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明酒的酿造在夏朝就已出现了。所以饮酒之风,在殷商时代十分盛行,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周书》中有关酒的记载,即是明证。现代科学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都告诉我们,我国酒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从自然酒到人工造酒,从简单的自然发酵酒到蒸馏酒,从原始低劣的酒到现代酒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总之,酒同中国文字的历史一样悠久,是先民文化创造的结晶。酒早已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内容,而且成了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酒和饮酒,都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 我国古代酒的品类、名酒

  我们知道,我国饮酒和酿酒历史悠久,古人饮用的酒品种繁多,大体上可分为:直接发酵的果酒、发酵压榨酒和蒸馏酒三大类。

  从酒带不带酒糟看,可分为浊酒(带糟的酒)、清酒(不带糟的酒);从酒的浓淡看,有质厚的酒、质薄的酒;从口味上看,有甜、苦、辛辣等品种;从原料来分,则有以粮食作物酿造的酒和动物乳酿造的酒,还有用果品、药草等酿制的酒的区分。

  我国酿酒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研究改进酿造技术,曾生产出了无数的名酒佳酿。

  夏商时代,传说中的杜康所作的“秫酒”,大概是我国最早的名酒了。周代,酒已有了明显的品类、等级之分,酒名也多了起来。见于《周礼》的就有“元酒”、“清酌”、“醴”、“粢醍”、“澄清”、“旧泽”等。不过,这些酒的品质与口味如何,现在我们已无法知晓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酿酒业也有了新的进步。《楚辞》等文献中出现了不少美酒的名称,如“瑶浆”、“冻饮”、“吴醴”、“桂酒”、“椒浆”等等。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时,出土了两壶距今2200多年的古酒。一壶盛装在圆形的青铜卣(yǒu)里,有七成左右,重5kg,酒液清澈透明,呈翠绿色,很像现代的竹叶青。另一壶盛在扁圆形的壶里,酒液只有半壶,也有七、八斤重,呈黛绿色。据说打开壶盖时,还能闻到酒香。根据有关部门研究化验,酒中含有乙醇、糖、酸、含氮物等10多种成份。可能是谷物酿造的酒。这是我……

  酒与政治情怀

  一般来说,人的基本人格结构大体上由两个部分组成:原形人格和变形人格。原形人格主要由本能、欲望、感悟、情性等非理性因素组成,变形人格主要由友爱、责任、道义、伦理等理性因素组成。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都是变形人格。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戴高乐将军曾经对他的人民说:你们所看到的戴高乐,根本不是“本来”的戴高乐,“本来”的戴高乐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见,人们为了实现自身,必须使自身人格发生相应的“变形”,使自己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人。因而,人们的真实情感、欲望、审美理想、政治情怀等原形人格因素,就表现得较为隐晦曲折,只有在特殊的场所或遇到特殊的契机,才能得到较为显明的表现和渲泄,政治情怀尤然。这种人格分裂的情况在历史上的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里,一个人表现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固然受人诽议,若表现了与统治者不相一致的政治情怀则更会招惹灾难,轻者困顿终生,重者人头落地。“酒酣胸胆尚开张”,在此情况下,酒对政治情怀的表达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都往往借酒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怀,表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宏伟抱负和豪情壮志。诗人李白一生嗜酒,被郭沫若先生称为生于酒而死于酒的诗豪酒仙。但酒之于他,与其说是寻欢的媒介,毋宁说是抒发政治情怀的桥梁。他在高呼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之后,紧接着便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在描绘过“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的盛宴之后,却直抒胸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在高呼过“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之后,想到的却是“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酒便没有抒发了美好政治情怀的诗人李白。

  唐代诗人杜甫,也多借酒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爱憎褒贬,抒发了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示了尖锐深刻的阶级矛盾;“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揭示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平息叛乱、收复失地的无限欣喜。

  宋朝诗人陆游一生坎坷不遇,欲报国仇却不能,想济天下而不得,常常引亢高歌,借酒抒怀泄愤:“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遗天山健儿唱”、“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山川荒绝风俗异,赖有美酒尚能狂”、“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很难想象,倘若没有酒,怎样释解陆游壮志难酬的悲愤。

  苏轼一生中几上几下,坎坷多难。他饮酒作文多是为了抒怀。

  曹操不仅善于以酒施恩、以酒抒发其政治情怀、以酒招安,而且善于以酒赋诗,以酒结识天下豪杰。可以说,最能体现酒与政治情怀的密切关系的,还是集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一身的曹操。酒在曹操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和文学生涯中都占据重要位置。三国鼎立之前,刘备势单力薄,寄人篱下,虽胸怀大志却不可有所表露。为防曹操谋害,他韬光养晦,以种菜为乐,自浇自灌,暂作权宜之计,曹操深知刘备乃天下“枭雄”,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便借酒点破了他的机关,演出了“煮酒论英雄”一戏。

  一天,曹操在丞相府后园小亭设宴,邀刘备前来对饮。酒至半酣,忽然阴云密布,骤雨将至,二人放下酒怀,凭栏而观。曹操见时机已到,开口问道:“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不解其意,答:“未知其详。”曹操借题发挥道:“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之英雄。”刘备见曹操弦外有音,用意不善,佯装糊涂地说:“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谓英雄?”“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袁绍色厉而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非英雄也”。“刘景升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可谓英雄?”“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孙伯符血气方刚,占有江东,可谓英雄?”“孙策籍父之名,非英雄也!”“益州刘季玉,可谓英雄?”“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不算英雄!”“张绣、张鲁、韩遂等辈何如?”“此等碌碌之小人,何足挂齿!”最后,刘备只好说:“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曹操鼓掌大笑道:“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装出不解的样子问:“谁能当之?”曹操先用手指着刘备,然后指着自己说:“今日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被道破心机,大惊失色,吓得连手中的筷子也丢到了地上。曹操想借酒的“热情”撬开对方心中的秘密,并以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刘备则慑于酒的“热情”,极力掩饰自己的宏伟抱负和政治情怀。

  曹操自幼任侠放荡,不拘一格,极爱饮酒;饮酒后便有颇多激情,政治情怀傲然勃发,大丈夫之志澎湃激荡。建安十三年,曹操挥军南下,远征东吴,泊船于长江之上,踌躇满志,遂命部下置酒于船上大宴文武百官。几杯酒下肚后,曹操凭栏远观,见南屏山色如画,江水烟波浩渺,顿生颇多感慨,便对大家说:“我自起义兵以来,为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憾未得江南。今我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饮到半夜,曹操酒兴大酣,人生感慨一发而不可止,豪情壮志溢于言表:“周瑜、鲁肃不识天时,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也!”接着又满饮三爵,取槊站在船头对诸将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今对此景,甚有慷慨。”随慷慨赋诗,吟出了有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通过饮酒抒怀、饮酒作歌,曹操把自己的人生感叹、鸿鹄志向和政治抱负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备被曹操视为天下“枭雄”,有鸿鹄之志。但由于为人貌似忠厚,做大事而不好大言,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有诚意而无野心。然而,尽管他非常善于掩饰自己,连机智过人的曹操也没有完全识破他,但他最终还是败给了酒的“热情”,在酒的作用下暴露了庐山真面目。

  建安十三年冬,刘表邀刘备夜饮,商谈谁来继承他的事业的问题。酒至半酣,刘备起身入厕,因见身上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泪下,感慨颇多。刘表见他面有戚色,惊问何故。刘备回答说,备以往身不离鞍,髀肉皆散;现在久不骑马,髀里都生出了肉。眼看岁月蹉跎,老之将至,而功业未建,怎不黯然神伤。刘表说,我听说贤弟在许昌时,与曹操青梅煮酒,共论英雄,贤弟尽举天下名士,曹操都不同意,而独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以曹操的势力,尚不敢居贤弟之前,何患功业不成。刘备见他一片真诚,便乘着酒兴说:备若有了立足之地,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为虑。这样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政治野心,对忠厚似伪的刘备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酒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江性情笃实,言行谨慎,后因私结水浒“草寇”,被发配到江州。一天,他在浔阳楼自饮闷酒,酒意朦胧后一改平时的谨慎,乘着酒兴挥豪在墙壁上写了一首《西江月》,把满腔的愤怒和凌云的壮志尽数抒发了出来:

  自幼曾攻经史,

  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

  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浔阳江口。

  写毕,得意了一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饮数杯后犹觉意有未尽,在《西江月》下挥笔又题了一首七绝:

  心在山东身在吴,

  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

  敢笑黄巢不丈夫。

  并在下面大书:“宋江作。”如此豪情、如此壮志、如此胆量,若非酒力之助,言行谨慎的宋江无论如何是表现不出来或者说是不会这样表现出来的。

  总之,酒之所以和人的政治情怀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在于它能够刺激人的感性思维活动,使人们心灵激越,神情飞扬,暂时摆脱了理性思维的严格控制,解除了内心深处的各种禁忌和顾虑,可以言平时所不能言,为平时所不敢为。同时,在这一过程和状态中,人们的雄心壮志、政治情怀较平常更容易勃然而发。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可能在酒后显出政治家本色。一个普通人也可能借酒升华思想境界,所以说“酒后吐真言”,“酒助英雄胆。”

  古代文人与酒

  明代名士袁宏道说:“世人所难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凡深得酒之趣者,方可成留名的饮者。然则,何为酒趣?如痴如醉的文人,究竟是酒醉了他们?还是他们醉了酒?文人与酒,谁能言清他们之间的底细?他们在酒中究竟寻觅着什么?

  好饮之人所重者

  我们不是说酒,不过是一种饮料吗?但酒真是一种神奇的饮料,自古而今,还没有任何一种饮料似它这般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历经千百年而魅力不减。自古而今,也没有任何一种饮料,似它这般深受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习俗的人们的普遍喜爱,饮之、歌之、友之、恋之,拥有无数信徒而代代相继。自古而今,也没有任何一种饮料,如它这般有无数的传说故事、诗词歌赋,含有这般广泛的文化意义。

  在我们最早的史籍中,记载着数不清的关于酒的事情,但就是没有记载酒是怎么发明的。无论如何,酒的历史总是被迫溯到越来越遥远的年代,这些我们已经不可知了。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步入文明社会之际,酒已是帝王和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了——祭天地鬼神、祭列祖列宗要用酒,庆丰收庆胜利要用酒,迎宾客交朋友要用酒,婚丧嫁娶、日常宴乐也要用酒。王侯们喝酒无度,甚至修造“酒池肉林”,花天酒地,乃至本来不丰裕的粮食都做了酒。帝王贵族们沉湎酒色、荒淫丧国,因此,周公旦作《酒诰》,这是第一个限止饮酒的禁令。后来,在荒年或社会风气奢靡过度的时候,也屡有禁酒的命令,但酒却始终禁而不止,不仅王公贵族喝酒,平民百姓也爱喝。酒既是娱乐欢宴的兴奋剂,又是融洽君臣关系的润滑剂。酒还成为一些野心家玩阴谋的手段,史载秦赵的渑池相会,即为秦恃强凌弱,借酒会言相好而迫赵国割城让地,幸亏蔺相如有胆有谋,才粉碎了秦王的阴谋。野史所记吕不韦用酒和奇玩珍好、女人等,助子楚归秦当了秦王,又使自己的私生子李代桃僵,成为秦国君王,自己则当了秦国丞相,这更是典型的阴谋家了。历史上一些君王借酒弄权,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借酒惑敌,故事举不胜举。但如果酒只具这样的社会功用,那不但无“趣”可谈,反而令人生畏了。

  幸亏有了一批具有审美眼光和生活情趣的文人。是他们,给酒添上了一圈圈光环,使饮酒从可怕变为有趣,从“荒淫奢侈”的不良行为升华为“风雅之举”。他们以自己的情趣附着于酒,使酒不仅成为口舌之享受,更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美酒注入了深情,酒格也就升高了。酒格既高,嗜酒者的品位自然也随之升高,于是,醉者也不再只是酒徒醉鬼,而有了酒仙酒圣。酒后失态也不再只是丑态百出,而具备一种绰约临风若仙的飘逸之美了。

  文人士子受过教育,或道或儒,都有自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所谓“胸有大志”,“抱负甚高”云云。这使他们不满足于一般百姓那种主要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而忙碌劳作的生活,总希望有一些精神的乐趣。所以,他们喜欢结交朋友,而朋友难免有聚有散,聚散又常常要在一起吃一顿,述述怀,酒自然不可少。久而久之,即使无鱼无肉,一杯酒也能待客送客,于是,酒成为寄托友情的象征。再进一步,即使思念朋友,纪念朋友,亦可用酒寄情,酒又成为怀念、伤悼的通情表情之物。酒使气氛热烈,心理放松,人与人的距离拉近,酒多话多,增进了彼此的理解,所以古人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可见酒在人际沟通中作用实在不小。

  正因为酒中注入了情,酒便变得十分可爱。有诗云:豪情因美酒,自古长相随。文人们一方面有很高的人生价值追求,一方面又受着社会的种种束缚,要扮演守法循礼的角色,喜怒不形于色,往往要把真性情自我掩饰、束缚起来。这种自我压抑是自觉的,因而也是强大的。唯有酒才能使人稍稍轻松自在片刻,世人也不大会追究酒后的失态和一般过失。虽不得志但也做着官的苏轼,无论性情如何旷放,当太守理政时毕竟总还要认真一些的,就像他写奏疏不能姿意纵横文才显示“豪放狂浪”一样。所以他“左牵黄,右擎苍”,“老夫聊发少年狂”时,也仍要借酒壮情,所谓“酒酣胸胆尚开张”也。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酒在这里实行着它的转换功能。荆轲纵是一壮士,深仇似海深,可当他要以生命为赌注去冒险时,也需借酒壮行色,酒后豪情满怀,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酒使人的理性束缚减弱,感情的流露无障碍,使人显得真率、单纯,因而也令人感到安全。《三国演义》大为渲染了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刘备原占有徐州,被吕布所夺,便带了关羽、张飞投奔曹操。刘备虽失势,有英雄之名,曹操的谋士都劝曹操乘机杀之,但也有人认为无故杀一名人恐失天下之心,因此曹操仍以礼相待,但仍想窥探一下刘备的内心。便在青梅亭煮酒与刘备对饮,共论当时天下英雄,刘备列举袁绍(本初)、刘表等当时风云人物,曹操把酒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手中的筷子都掉落在地,因为曹操心怀狡诈,正是想在酒后试探刘备的志向,倘被识破,定会遇害。因此假装闻雷失惊,掉了筷子,以后便有意做些种莱浇水等无谓之事,表示胸无大志,以麻痹曹操。最后终于找到机会,离开许昌远走高飞了。刘备毕竟戒备很深,不敢稍有懈怠,所以不露真心。反是曹操自己酒后吐露了藐视群雄,要收天下归己的真言,也就是他平日深藏心底的大志或者野心。

  《水浒传》中,宋江酒后在浔阳楼题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并毫不忌讳签上自己大名,结果“反诗”事发。险些遭杀身之祸,最后被逼上梁山。酒为英侠设置了抒吐内心郁闷的契机,而酒造情境有时又助长了他们逞性浪合,以空谈傲世自高的不良倾向。英侠们以个体的绵薄之力,毕竟难于尽平世之不平,甚至往往连自身的命运都不能左右,这与他们的自尊和刚毅气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使他们在无法变革现实的痛苦心态中,或借酒浇愁肠,或以酒自娱自慰。酒,就这样使他们的性格更加深刻而饱满,还时不时地带有文人的气质,多愁善感,舞文弄墨。酒后真言真情常常致祸,但这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并非酒之过,更多的时候,知心的好友一起饮酒,酒酣而吐真言,彼此得到情感宣泄,朋友间芥蒂消除,增进了至诚的友谊,这种境界给人的欢愉和满足是难以形容的。

  在众多的饮料之中,酒何以独得器重?这固然是酒的独特个性所致。酒固然不能使人填饱肚子,但却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许多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不少深谙酒道之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过,喝酒的最佳境界是将醉未醉之时,醉与不醉之间。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者也。太少,醉力是不足以燃烧起生命的火焰;太多,便徒使人跌入烦恼的深渊而已。日本有一句成语说:“第一杯,人饮酒;第二杯,酒饮酒;第三杯,酒饮人”,这也是含着叫人饮酒不宜过多,过多了就失去它的真趣的意思。逢此半醉之时,头或许有点晕乎乎的,但思维还算清楚;脚或许有点发软,但脚步轻盈得发飘;有点管不住舌头,但说话还挺风趣。于是,情悠悠,思绵绵,似半离人境,平添了许多真情稚心和雅兴。

  在饮料中,也并非只有酒有雅名,茶比酒更为高雅,但茶却不能取代酒在文人情趣中的地位,这不仅因为酒飘逸,茶清爽,还因为酒热闹,茶孤高。

  其实,人总会有一些闲情的,忙里尚且可以偷闲,当有了闲暇,邀上二三个朋友,泡上一壶清茶,享受一下东方式的清淡生活,或许也别有一番风味。茶和酒是一对好朋友。饮茶者不一定喝酒,喝酒者一定饮茶。两者的性情差异很大,苏东坡曾说,佳茗似佳人。如果说,茶确是个温柔的少女,而酒则是一个侠义的彪形大汉。试想,人们喝茶的时候总是静静的,谈论起来也细声笑语,不会像喝酒时那样,吵吵嚷嚷,脸红脖子粗,喊声震天,所以,茶主静,酒主闹,喝酒不闹就没有气氛。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这喝酒,边品尝美味佳肴,边说些趣事,为让人多喝或自己多喝,找些游戏来斗智取乐,显示才情志向,联句、作诗令直到单独作诗,比试才华,这般乐趣又是品味清茶所得不到的。

  所以,文人之爱酒,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饮酒的境界,饮酒的趣味。林语堂在谈到中国的酒时,曾说过一句话:“好饮之人所重者不过情趣而已”,真乃一语中的。柯灵先生则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们具体描述了这一情趣:“自己在故乡的几年,记得曾经有一时也常爱约几个相知的朋友,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并不是爱酒,爱的是那一种清绝的情趣。

  陶渊明诗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李白诗云:“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欧阳修《醉翁亭记》则明白道出其爱酒之心实在酒外。不同身世,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志向者,其对酒中趣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会相同的。当代数学家华罗庚作诗云“豪饮李太白,雅酌陶渊明”就是觉察到他俩饮酒情趣上的差异,而袁宏道则说过“刘伶之酒味太浅,渊明之酒味太浓”的话。刘伶只追求饮酒的感官享受和忘却的效果,所以太浅了一些,而陶渊明的那种饮酒境界,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所以又太深了。“非深非浅谪仙家,未饮陶陶心先醉”,袁宏道认为只有李白才恰到好处,可以得到最大的乐趣。但李白若泉下有知,也许不赞成袁宏道之说,因为他是说过“勿为醒者传”酒中之趣的,很可能他认为这“趣”,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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